走出成田机场的那一刻，东京湾潮湿的风裹挟着四月的樱花掠过脸颊。攥着单程机票的手心沁出薄汗，托运箱轮子在地面划出歪斜的轨迹，像极了我此刻忐忑的心跳。自动贩卖机的电子音与关西腔的广播声交错着灌入耳膜，这才惊觉随身携带的《标准日本语》教材里那些规整的语法，在真实的声浪中碎成了辨不清形状的残片。
便利店暖黄的光是这座城市最先拥抱我的温度。微波炉里的便当旋转时，收银台后的老太太突然用带着熊本口音的日语问："姑娘是从满洲来的吧？"我僵在原地，祖辈1945年留在黑龙江的茶园、父亲书房里泛黄的《広辞苑》、自己为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背过的东京二十三区地图，在300円的炸鸡香气里拧成乱麻。她将加热好的唐扬げ便当推过来，玻璃柜台上映出我左胸前别着的牡丹花样式的胸针——那是奶奶登船离开长崎港前，从和服腰带上摘下的最后一件家传饰品。
地铁银座线的报站声在第十七个清晨变得清晰可辨。当能自然地为迷路的京都游客画出涩谷站八公出口的路线图时，神保町旧书街的店主终于不再对我使用缓慢的敬语。那些浸泡在居酒屋啤酒沫里的深夜，大阪出身的厨师长总爱模仿我"顽固的仙台卷舌音"，却又在盂兰盆节特意塞给我用柏树叶包裹的牡丹饼。移民局窗外的银杏由绿转黄那年，我接过崭新的在留卡，发现当初刻意改成本地发音的姓氏，不知何时已被区役所职员工整地写成祖母少女时代的旧姓。
浅草寺的钟声第108次回荡时，我的茶道老师跪坐在裱糊着金泽和纸的茶室里，指尖拂过从福建海运来的紫砂壶。"茶筅搅动的本该是抹茶，您这铁观音倒也别有风韵。"老人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狡黠的笑意，窗棂外经年盛放的垂枝樱，此刻正将花瓣飘落在景德镇烧制的青花茶碗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