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打在便利店塑料棚上，我攥着购物篮的手忽然顿住了。货架上摆着三种品牌的酱油，却唯独没有那个印着红色鹤纹的玻璃瓶——二十三年来，我习惯在煮味噌汤时滴两滴的酱油。收银台前金发碧眼的少年正嚼着口香糖哼歌，混着雨声的旋律让我想起上野公园的樱花祭，那时女儿还小，总要把粉白花瓣塞满和服袖袋。
搬到温哥华的第三个月，我在超市货架前迷路的次数比在东京车站地下街还多。英语课老师总说我的发音带着寿司醋的味道，而我那在本地中学如鱼得水的女儿，已经会在早餐时把枫糖浆淋在玉子烧上。"妈妈，这才是加拿大风格！"她举着黏糊糊的筷子冲我笑，背后是丈夫正对着电脑处理东京总部的越洋邮件，他西装革履的倒影在枫糖浆里晃成扭曲的涟漪。
深夜熨烫衬衫时，熨斗在领口留下焦痕。我突然想起四十岁生日那天的居酒屋，同事们举着啤酒喊"不惑之年该看透人生啦"，可如今对着移民官表格里"Occupation"一栏，我竟犹豫该填"主妇"还是"前银行课长"。女儿的书包别着枫叶徽章，丈夫的领带换成靛蓝斜纹，唯有我泡茶时转茶碗的方向依然固执地保持顺时针——这个动作里藏着某种隐秘的锚，像京都老宅檐角垂落的雨链，在异国的暴雨中叮当作响。
某天在社区中心遇见上海来的林太太，她教我用豆瓣酱炒加拿大野米时突然说："你看我们像不像移植的盆栽？根须裹着故乡的土，枝叶却朝着新大陆的阳光扭曲生长。"玻璃窗映出我们翻炒的动作，她手腕上的翡翠镯撞着我的浪琴表，油锅升起的白雾里恍惚飘着女儿用丙烯颜料画的抽象画：靛蓝与朱红在画布上厮杀，最后交融成某种混沌的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