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海浪声总是裹着咸涩的风钻进我的耳朵。五岁那年在塔纳岛第一次赤脚踩上火山灰时，母亲说我们的皮肤里都嵌着珊瑚的纹路。现在我的脚掌还留着三十年前被火山石划破的伤疤，像极了岛上雨季时龟裂的红土。
昨天教会学校的澳大利亚老师又在说"可持续发展"，她背后的黑板上画着正在融化的冰川。我们瓦努阿图女人最懂得这个词——我祖母用露兜树叶编的捕鱼篓能用二十年，母亲把煮芋头的水浇给面包树，而我至今保留着用月相计算潮汐的习惯。可当中国货船运来的塑料盆比椰壳碗便宜时，我不得不把女儿编到一半的棕榈席子拆了重来。
教堂尖顶的影子快爬到芒果树下时，我听见码头上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三叔公说他们要在珊瑚礁上建观鲸码头，可那些白人的望远镜照得见鲸鱼背上的藤壶，却照不见我们沉在海底的祖先。上个月风暴卷走了南边三间茅草屋，村长用世行发的救灾款买了锌铁皮，雨水打在屋顶的声音再不像从前椰子叶的私语。
暮色里飘来卡瓦酒的味道，男人们又在商议用土地所有权换太阳能板。我蹲在礁石上磨着准备婚礼用的贝壳项链，浪花把最后一抹夕阳揉碎在我裙摆上。海底火山今夜会不会喷发我不知道，但明天清晨，我依然要赶在涨潮前把芋头苗种进火山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