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东京大田区的塑料大棚里蒸腾着潮湿的霉味。32岁的李志勇弯腰割下最后一茬菠菜，指甲缝渗出的血水混着泥浆，在泡沫箱上洇出暗褐色痕迹。这是他来日本的第三年，签证页上的"技能实习"字样早已被汗水浸得模糊——某个加班的深夜，他在互联网搜索"底层移民生存指南"，跳出来的匿名帖子里，成千上万条相似的人生轨迹正沿着北纬35度线重叠。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超过42%的外国劳动者从事着本国人不愿触碰的"3K工作"（危险kiken、脏kitanai、累kitsui）。来自越南的阮氏梅在福岛核电站外围清理辐射检测设备时，发现防护服内层的编号属于三年前去世的孟加拉劳工；加德满都贫民窟出身的尼泊尔青年次仁，在岐阜县建筑工地坠落摔断腰椎后，才发现雇主购买的工伤保险只覆盖了医疗费的零头。这些被统称为"经济难民"的群体，正以每年14%的增速填补着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沟壑。
新宿区歌舞伎町的阴影里藏着另一种生存法则。持有"特定活动"签证的菲律宾女孩玛丽亚，每月要向风俗店缴纳60万日元"管理费"才能延续在留资格。她的化妆包里永远备着三副不同颜色的美瞳——接待日本客人用琥珀色，面对中国游客换成榛子褐，遇到可能的入管局抽查就立刻戴上纯黑款。这种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生存策略，被移民圈称作"变色龙游戏"。
大阪市西成区的"Air移民"则是更隐蔽的存在。来自柬埔寨的单亲母亲宋妮，带着六岁女儿在不同网约房之间迁徙，每次搬家都要重新计算距区政府窗口的直线距离——根据《住民基本台账法》，外国人必须在市政厅登记固定住址。她的智能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排列着二十七个虚假地址，每个都精确对应着垃圾处理日程和巡逻警察的路线图。
这些被折叠的东京、大阪、福岛，构成了平行于观光手册的另一个日本。当语言学校的广告还在宣传"时薪1000日元起"时，早稻田大学的追踪调查已显示，46.7%的技能实习生实际收入低于日本法定最低工资。在神户港的集装箱货场，中国劳工老王发明了独特的睡眠法：把四个空货箱拼成十字形结构，利用海风穿过缝隙形成的负压来抵御严冬——这项发明后来被写进某非政府组织的《极端环境生存手册》第17章。
移民中介不会告诉申请者，横滨地方法院去年受理了381起"技能实习"相关诉讼，也不会解释为什么长野县某小镇的便利店，要特意标注"本店监控录像已通过入管局认证"。当缅甸青年昂图在群马县奶牛场给每头牛起上家乡亲友的名字时，他或许没意识到，自己正成为某种现代版"出埃及记"的注脚——在全球化的输送带上，贫穷本身就是一张单程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