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以来被视作一个以单一民族和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这种认知根植于其历史传统与政策选择。江户时代（1603-1868）的锁国政策切断了与外界的人口流动，明治维新后虽引入西方技术人才，但移民规模始终受限。二战后经济腾飞时期，日本通过企业终身雇佣制解决劳动力需求，对外来移民持谨慎态度。直至20世纪90年代，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压力迫使政府首次调整政策——1990年修订《出入国管理法》，允许日裔南美劳工入境，标志着日本从“零移民”立场的松动。
当前，日本正经历人口结构的剧烈转型。2023年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9.1%，总和生育率跌至1.26，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50万的速度递减。这种危机催生了2019年《特定技能签证》制度的出台，建筑业、农业等14个行业对外籍劳动者开放，分为允许长期居留的“1号”和可携带家属的“2号”签证。截至2023年底，在日外籍劳动者突破200万，占总劳动人口2.5%，其中越南、中国、菲律宾籍占比最高。东京新宿区的歌舞伎町、大阪的鹤桥地区已形成多文化社区，便利店店员中每4人就有1位外籍员工。
但移民融入仍面临深层矛盾。日语能力测试（JLPT）N4级作为工作签证门槛，仅要求掌握基础日常用语，导致职场沟通障碍频发。埼玉县某汽车配件厂曾发生孟加拉籍员工因误解安全指令重伤的事故，暴露语言培训机制的缺失。文化冲突更显尖锐：2021年爱知县要求外国务农者签署“不参与本地祭祀活动”承诺书，反映出社区对外来者的排斥。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超过60%的外国劳动者遭遇过住房歧视，房产中介常以“外国人禁止”为由拒绝出租。
政策层面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定技能1号签证持有者五年后必须离境的设计，被国际劳工组织批评为“现代契约劳工制度”。2023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某水产公司赔偿越南实习生加班费差额，揭开了“技能实习制度”沦为廉价劳动力渠道的疮疤。更严峻的是，外国劳动者集中从事3K职业（脏、累、危险），时薪较日本人低30%，形成明显的经济分层。神户大学教授山田耕平指出：“日本试图用‘劳动力引进’替代‘移民接收’，这种语义游戏无法解决社会融合的实质问题。”
未来十年将是日本移民政策的关键转折期。经济团体联合会测算，若要维持现有经济规模，2050年前需引进674万外籍劳动者。岸田政府提出的“数字田园都市计划”中，IT领域的外国人材引进比例提高至45%，显示高技术移民渠道正在拓宽。地方层面，广岛县2023年试点“多语言生活支援中心”，提供从垃圾分类到医疗预约的全流程服务。民间态度亦现分化：NHK民调显示，30岁以下群体中68%支持扩大移民，但65岁以上反对者仍占54%。正如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所言：“日本正站在‘单一民族幻想’与‘多元共生现实’的十字路口，移民政策的重塑将决定这个超级老龄化社会能否获得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