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卡尔·魏森伯格在汉堡港咸涩的海风里数到第七次汽笛时，终于松开了攥得发烫的船舷铁链。母亲的手帕最后一次在灰蒙蒙的雨雾里摇晃，像极了他养在阁楼窗台那盆蔫头耷脑的矢车菊——昨夜替它浇水时，花盆底下压着父亲签字画押的破产文书，墨迹被水渍洇成蓝色的眼泪。
货轮引擎发出消化不良般的轰鸣，咸腥的浪沫溅在他新浆洗过的衬衫领口。这件衣服是表兄参加成人礼时穿过的，此刻却勒得他喉结生疼。卡尔把掌心贴在粗粝的麻布行李箱上，隔着两层衬衣仍能摸到母亲缝在夹层里的三十枚马克硬币，那些金属凸起排列成普鲁士铁路网的形状，从柏林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大西洋彼岸。
三周前父亲带烟斗余温的手指划过《纽约先驱报》的招工栏，尼古丁的焦香混着黑麦啤酒的泡沫粘在泛黄的新闻纸上。"宾夕法尼亚钢铁厂包食宿"的字样被圈得几乎穿透纸张，母亲熬药的小铜锅在壁炉边发出细弱的呜咽——她的肺病已经喝不干第五个药罐了。卡尔至今记得父亲用开瓶器撬开家族徽章匣的声响，那枚传承了四代人的镀银鸢尾花徽章，最终换成了开往埃利斯的二等舱船票。
当自由女神像的轮廓从晨雾中浮现时，卡尔在甲板上摸到了裤袋里皱巴巴的德语词典。被海水浸透的书页间还夹着半块发硬的黑面包，那是码头工人彼得偷偷塞给他的，面包屑正簌簌落进打着旋的浪花里。二十七个昼夜轮转中，他反复摩挲着词典扉页上父亲颤抖的笔迹："去成为美国人"，每个字母都像被船锚拖拽着沉入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