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赤道附近的湿热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息扑进窗棂时，我正在瓦努阿图中央医院用最后半瓶酒精给听诊器消毒。诊室铁皮屋顶在正午阳光下泛着白晃晃的光，墙角青苔顺着雨季留下的水渍攀爬，护士长莉塔抱着一摞手写病历推门而入，牛皮纸边缘已被汗渍浸得卷曲。"林医生，港口区又送来个登革热孕妇"，她急促的尾音淹没在突然响起的雷声里，走廊外光脚奔跑的孩童正把椰子壳当足球踢得咚咚作响。
这样的场景在佛山三甲医院的规培记忆里找不到任何参照。三个月前刚踏上埃法特岛时，我曾在集装箱改建的急诊室里对着一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X光机发愣，此刻却已能熟练调配仅有的五种抗生素应对蜂窝组织炎。药柜第三层躺着半盒广州带来的连花清瘟，锡箔板在潮气里微微发软，像极了此刻黏在后背的白大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