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坐在三等船舱的木板上磨墨时，掌心还残留着横滨港海风的咸涩。离港前夜，母亲将缠着褪色红线的铁浆齿木塞进我的行囊，父亲却往我手里压了枚刻着家纹的怀表。此刻笔尖悬在粗纸上颤抖，恍惚看见甲板外翻涌的太平洋正将故国的晨雾与山樱都碾成浪沫。）
三日前在旧金山海关大厅，白人士吏用铅笔戳着我耳后的黄色圆牌，那串数字烙得比鹿儿岛的夏阳更灼人。同行的广岛姑娘美代子被剪去和服腰带，海关人员举着她刺绣的松鹤纹直嚷"yellowplague"，我低头盯着自己磨破的草鞋，忽然明白大阪商船会社发的《渡航心得手册》里，为何强调要带足十斤白米——在这片所谓自由的新大陆，我们连呼吸都要用异邦的尺度丈量。
甘蔗田的露水浸透绑腿时，常错觉指尖触到的是家乡的桑叶。种植园主克劳森先生挥舞马鞭抽打迟到的福建苦力，西班牙语和日语咒骂在热浪里发酵成酸臭的酒糟。上月末次郎哥被脱粒机绞断三指，我们用味噌汤的药草给他敷伤口，他反而笑着展示残缺的掌纹："这下掌相彻底变成开拓者的模样了。"
冬至那天偷偷用饭盒蒸了镜饼，加州月亮却比伊势神宫的铜镜还要冷。巡夜人踢翻供品的瞬间，糯米黏在他皮靴底拉出银丝，让我想起离乡时母亲在码头挥舞的晒海带。现在枕下压着教会发的英语识字本，封底有铅笔写的和歌：此身如朝露，折射七色光，纵使消散处，犹映新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