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的玻璃幕墙外，东京的雨正以某种精确的角度倾斜。我数着传送带上第十七个行李箱滑过感应器，黑色牛皮箱角嵌着枚樱花贴纸，在安检履带尽头轻轻震颤。这种时刻总会想起京都民宿老板娘的话："来日本的外国人，最初三个月眼睛都是发亮的。"她擦拭陶杯的手指顿了顿，"像抹了油的玻璃珠子。"
落地第三十七天，我在超市冷藏柜前经历了第一次文化休克。排列整齐的饭团矩阵里，梅子馅永远固定在左上角第二个位置，海苔与塑料膜的距离必须保持3毫米。主妇们用镊子般的指尖挑选蔬菜，每根芦笋的尖梢都朝着相同方向。这种秩序带来的安全感逐渐显露出它的背面——当我试图将垃圾分类袋摆进错误的收集框，管理员桑的鞠躬弧度突然变得尖锐，仿佛能切开空气。
语言学校的樱花妹总说我的敬语带着"可爱的违和感"。她们不知道，每个深夜我都在手机便签里给动词变形分类：ます形、て形、た形，像在解剖某种精密仪器。有次把"勉強になります"说成"勉強になりました"，整间居酒屋突然陷入半秒真空，社长桑的眉头跳了跳，玻璃杯里的冰球发出细微的碎裂声。
最诡异的归属感出现在台风天。当整个町内会的住户举着塑料铲清除水沟落叶，七十岁的田中先生突然把备用雨靴推到我面前。"外国人桑也要守护自己的街道啊。"他说这话时，雨滴正沿着町内会旗的褶皱淌成东京湾的形状。我们跪在积水里抠出堵塞排水口的柏青哥弹珠，那瞬间忽然觉得，或许移民者的根须就是这样，在混凝土缝隙里慢慢长成畸形的盆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