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函馆港的雾气还未散尽，码头石阶上已经叠满深浅不一的水痕。穿木屐的鱼贩、披羊毛斗篷的俄国水手、拎藤箱的广东商人踩着百年海潮浸润的青石板，在朝雾里织成交错的影子。明治三年开港时的汽笛声似乎还凝在潮湿的空气里，混着海带腥咸的风掠过俄罗斯正教会的尖顶，拂过中华会馆门前的石狮子，最后钻进元町坡道某扇彩色玻璃窗，惊醒了面包窑里沉睡的列巴面团。
黑船来航掀起的巨浪中，函馆是最早被拍碎的浪花之一。1859年横滨、长崎、函馆三港同时开埠，北国这座蜷缩在津轻海峡臂弯里的小渔村，突然成了列强角逐的棋盘。美国领事馆的红砖墙上至今留着佩里舰队测绘的墨线，法国传教士带来的葡萄藤在トラピスト修道院的石墙上蜿蜒，而俄罗斯领事馆地下室冰封的伏特加酒桶，曾在每个极光漫天的冬夜，暖过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喉舌。
十字街角的“蓬莱轩”招牌下，第三代店主山田隆夫正在揉搓混入昆布粉的面团。他的祖父是函馆最早的山东移民，把呛面馒头技法教给了俄罗斯面包师的情人，诞生了这种撒着青海苔的罗宋面包。转角面包窑飘出的焦香里，总能听见大阪商人、朝鲜劳工和英国商船长的十几种语言在碰撞，最终都化作热腾腾的蒸汽，消散在函馆山麓的松涛声中。
当别子铜山的矿灯次第熄灭，当青函隧道的汽笛取代了移民船，元町坡道三层高的混血建筑依然在讲述往事。巴洛克式穹顶覆盖着唐破风屋檐，希腊柱式托起榻榻米茶室，彩色玻璃映着牡丹纹样的屏风。最年长的俄国面包店橱窗里，九十岁的柳波芙奶奶仍用北海道小麦复刻着家乡黑麦列巴，只是面团里悄悄掺进了函馆特产的乌贼墨——就像她日语里顽固残留的鄂木斯克口音，早被海风吹成了独特的函馆俄语。
夜色中的函馆山俯瞰着百万美元夜景，那些珍珠般散落的灯火里，藏着开港时荷兰工程师埋设的瓦斯管道，明治时期广东木匠拼接的梁柱，大正年间俄罗斯流亡贵族镶嵌的彩窗。港口的潮声百年未变，拍打着二十国移民沉在海底的乡愁，将它们磨砺成函馆特有的文化层——就像朝市里那碗最地道的函馆盐拉面，汤底分明沉淀着山东、俄罗斯与北海道的滋味，却让每个离乡者都尝到了故土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