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东京入国管理局三楼的那一刻，空气里飘浮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在走廊里快步穿行，皮鞋叩击地面的节奏与墙上电子叫号器的机械音微妙共振。我攥着被体温焐热的号码纸，目光扫过等候区形形色色的面孔——攥着佛珠念念有词的老者，反复整理领带的南亚青年，还有那个将面试材料按颜色分类装订的台湾女生，她膝头的文件夹在顶灯下泛着珍珠母贝般的冷光。
落地窗外，隅田川的货轮正缓缓切开铅灰色的水面。当叫号屏跳出我的数字时，审查官室的门缝里突然泄出半截大阪腔的对话。穿藏青制服的女性职员接过在留资格认定书，指尖在文件边缘留下新月形的折痕。她的问题像手术刀般精准："您说正在自学茶道，请问薄茶与浓茶的区别是？"玻璃板下的桌布突然变得刺眼，那些练习过无数次的日语敬语在喉咙里打结，余光瞥见她用红笔在某个栏目画下的圆圈，像枚逐渐晕开的朱砂痣。
隔壁房间传来孩童的哭声，混着打印机吞吐纸张的嗡鸣。当被问及五年后的生活规划时，窗外的银杏叶恰好掠过二十三楼。我说想开间结合中日插花的工作室，审查官镜片后的瞳孔突然泛起涟漪。她抽出我准备的资料，在"文化交流活动证明"那页夹入一枚樱花书签，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和服腰带上的御太鼓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