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奉天站台停靠时，窗外的雪正下得绵密。我怀里八个月大的次子忽然放声大哭，惊醒了蜷缩在座位底下打盹的丈夫。隔着结满冰花的玻璃，几个中国脚夫佝偻着背搬运木箱，他们泛着油光的棉袄袖口露出灰扑扑的絮，让我想起离开熊本那日，母亲塞进行李箱的樱花色和服衬里。
昭和十年的风裹着煤渣味灌进车厢。这是满洲国新京特别市划拨给我们的"开拓地"，关东军发放的传单上说，每户能分到二十町步的黑土地。当丈夫在结冰的犁铧上呵气时，我蹲在漏风的马架子前熬味噌汤，铁锅边沿凝着的冰碴扑簌簌落进火堆。隔壁张家媳妇隔着篱笆递来两颗冻白菜，我回赠了最后半块鲣鱼干，她五岁的儿子追着我们的长女满院子跑，稚嫩的汉语和日语在炊烟里飘成相同的音调。
昭和十九年的初雪来得格外早。井水开始泛出铁锈味时，丈夫被征召进义勇队训练。某个深夜，隔壁张大哥突然拍响门板，怀里揣着半袋高粱米。他指着东南方渐近的闷雷声，把哭闹的次子塞进我怀里："嫂子，带娃往北走。"那袋粮食底部沉着支锈迹斑斑的南部式手枪，丈夫离家时曾说这是"最后的体面"。
平成三年的樱花开了又谢。在新宿西口支那料理店的烟火气里，孙子正用手机翻译软件与沈阳来的留学生争论口味。当年用冻白菜换鲣鱼干的张家后人寄来封信，泛黄的信纸夹着张黑白照片——马架子前的雪地上，三个缠麻布头巾的孩子举着冰凌，背后是半截褪色的日之丸旗。照片背面有行褪色的钢笔字："昭和十三年冬，三家子屯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