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的清晨，我在东京便利店接过热咖啡时，店员那句条件反射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突然让我鼻尖发酸。落地窗外的银杏叶打着旋儿，货架上整齐排列的饭团泛着冷凝水珠，这个瞬间像被按下暂停键——二十六岁第一次来旅游时，我也曾站在这家连锁便利店的同样位置，被标准化服务里暗藏的秩序感震撼。如今握着在留卡的我终于读懂，当年那份震撼里裹着怎样天真的误读。
关东煮的蒸汽模糊了眼镜，我数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日元金额。在国内做到市场总监的人，此刻正用小学生日语结结巴巴解释积分卡办理流程。身后穿校服的初中生们嬉闹着挑选冰柜里的布丁，他们书包上挂着的动漫角色挂件，和北京表妹钥匙圈上的竟是同款。这种既视感常让我恍惚，仿佛世界的褶皱在此处奇妙地交叠。
区役所办事员第三次修正我的住民票时，钢笔尖在纸质表格上洇出小片墨迹。平成年代沿袭下来的文书系统对汉字写法有着近乎偏执的规范，就像公寓楼下总在清晨六点二十准时响起的垃圾车音乐。某种程度来说，东京是个巨大的模数化程序，每个齿轮的咬合误差精确到毫米，而新移民总要经历把自己敲打成适配零件的阵痛期。
深夜加班后走在锦系町的巷子里，居酒屋暖帘后漏出的笑闹声与北京簋街的宵夜摊产生量子纠缠。前辈递来的啤酒杯壁凝着水珠，他指间明灭的烟头划开夜色：“觉得孤独吗？不过啊，能在三十五岁重启人生副本，本身就是奢侈。”这话坠入杯中漾起波纹，倒映着橱窗里招聘广告上“中途采用”四个汉字，某种钝痛与释然同时漫过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