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分，厨房里的计时器发出尖锐的蜂鸣。我机械地按下开关，看着平底锅里的玉子烧逐渐凝固成规整的矩形，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闭着眼睛完成这道工序。窗外的乌鸦掠过电线杆，翅膀划破东京特有的青白色天空，阳台上晾晒的衬衫被梅雨季的风掀起一角，露出领口处歪斜的罗马音姓名条——那是区役所工作人员再三确认后仍然拼错的音节。
便利店收银台前的沉默已成常态。当第七位顾客将硬币精准地投入我掌心时，冰凉的触感突然与二十年前母亲在机场塞给我的温热茶叶蛋产生重叠。那时她反复念叨着"去了就别回来受罪"，却不知道自动贩卖机里三百日元一盒的便当，会在深夜化作胃袋里沉甸甸的乡愁。社长总夸我鞠躬角度标准得像量角器画出来的，只有我知道每次弯腰时后颈突起的脊椎骨，都在倔强地对抗着某种看不见的引力。
区立图书馆的儿童角总让我驻足。混血孩子们用日语和葡萄牙语编织的秘密王国里，绘本书页间飘落的樱花标本，竟与老家祠堂前那棵歪脖子槐树的落叶有着相似的弧度。当女儿把幼稚园手工作业里的"我的爸爸"写成片假名时，妻子突然用山形方言嘟囔了句"真是的"，那一刻我们同时愣住，继而爆发出多年未有的畅快大笑。
入夜后的公寓走廊弥漫着咖喱与纳豆的混响，隔壁越南留学生练习的《荒城之月》从门缝渗出。我数着榻榻米边缘泛黄的缝线，突然想起签证更新材料里需要提交的"在日亲属关系证明"。阳台外，便利店的白炽灯光刺破夜色，像极了当年离乡大巴车头那盏不肯熄灭的前灯，此刻却温柔地照亮了晾衣架上微微摇晃的儿童雨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