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太平洋波涛中，一批批日本青年攥着单程船票挤进蒸汽船舱。1890年旧金山海关记录显示，当年仅有29名日本移民踏上美国土地，这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初激增至每年数万人。他们裤脚沾着九州岛的火山灰，怀里揣着《成功谭》创业指南，在加利福尼亚的烈日下开辟草莓田，却不知命运早已为他们的美国梦标注了残酷的价码。
最初十年间，这些"契约劳工"用东方农耕智慧改造了加州农业版图。萨克拉门托河谷的稻作试验田亩产突破800公斤时，白人大地主们纷纷将荒置沼泽地租给日本佃农。但当他们从临时窝棚搬进带院落的木屋，在佛龛旁挂起子女的小学奖状时，1906年三藩市教育局一纸禁令，将日裔儿童全部赶出白人学校。排日浪潮随着"黄祸论"甚嚣尘上，1924年《移民法案》彻底焊死了他们归化美国的大门。
珍珠港的硝烟升起时，十二万日裔突然成了"不可信任的外侨"。铁丝网圈起的沙漠拘留营里，大学生用野草汁液在包装纸上写诗，主妇们将废弃木板钉成书桌。当美军来营地征兵时，矢部武雄在入伍登记表写下："若我战死，请将勋章交给母亲，她还在第33号营房。"他的遗体后来被埋在法国圣洛的十字架下，胸前别着国会荣誉勋章。
战后的日裔社区在废墟上重建的不只是杂货店和洗衣房。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新移民潮带来索尼工程师和早稻田教授，他们在硅谷芯片实验室与洛杉矶设计院重新定义"日本特性"。如今小东京的灯笼节上，四世同堂的家庭用混血儿孙的嘻哈舞步诠释盆舞，丹尼尔·井上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声中，美日双重遗产早已编织成太平洋两岸共享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