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平原一个飘着细雪的清晨，八木美代子跪坐在褪色的榻榻米上，指尖摩挲着木盒里泛黄的地契。这张印着康德六年字样的文书，曾是她家族在方正县开垦二十町步水田的凭证，如今却成了无人认领的遗产证明。纸页边角残留着老鼠啃噬的齿痕，如同那些被时光啃噬得支离破碎的记忆——1945年8月的某个深夜，父亲将地契塞进她襁褓时，指甲在油纸上划出的月牙形褶皱至今清晰可见。
关东军的撤退命令传来时，开拓团聚居区的樱花正开得凄艳。八千多双沾满黑土的胶底布鞋仓皇踩过落英，妇女们背着缝进和服内衬的满洲圆角银币，孩童怀里紧紧搂着临行前母亲硬塞的牡丹江麦芽糖。当苏军的钢铁洪流碾碎伪满洲国边境的铁丝网，这支扶老携幼的队伍已沿着蚂蚁河跋涉了十七个昼夜，褴褛的衣襟里裹着冻成冰坨的奶娃娃，布袜渗出的血水在雪地上洇出暗红的轨迹。
而在他们身后，三百多座“弥荣村”正在烈焰中坍塌。精心仿造京都格局建造的町屋街道腾起冲天的烟柱，稻荷神社的鸟居轰然倾倒，去年秋天新打的水车在火舌舔舐下迸裂成纷扬的火星。那些曾用刺刀逼退原住民的开拓民不会想到，他们亲手夯筑的防霜沟渠，最终成了集体自决时的天然墓穴。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梳日本发髻的浮尸，漂向曾经插满“五族协和”旗帜的黑土地。
四十年后，方正县的日本遗孤收养所里，美代子教中国养母用味噌调汤时总会恍惚。白发苍苍的东北老太太往土灶里添柴的动作，与记忆中北海道的祖母重叠成摇晃的叠影。当年被遗弃在苞米地里的三千多名开拓团后代，如今说着带碴子味的东北话，在清明节同时给中日两国的祖坟填土。他们身份证上的汉族姓氏与眼角的内眦赘皮，构成某种荒诞的生存辩证法——就像美代子家荒废四十年的水田里，至今每逢春日仍会钻出几株倔强的越光稻苗，在松花江畔的风里摇晃着不属于这片土地的修长穗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