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京都桂川边，我裹紧粗花呢外套，看红叶在溪流中打着旋儿。手机突然震动，母亲用盖尔语发来语音："科克港的浪头掀翻了渔船，你父亲说像是神在倾倒威士忌。"我望着溪畔穿白无垢的新娘踩着碎石路走过，忽然意识到这是离开爱尔兰的第七个春天，那些裹挟着咸腥海风的盖尔语诅咒与祈祷，竟成了需要刻意回忆才能唤起的遥远回声。
二十四岁那年我在都柏林机场的电子屏前来回踱步，目的地滚动显示着成田、关西、福冈。父母以为我要去东京当英语教师，其实行李箱夹层藏着早稻田大学戏剧人类学的录取通知书。祖父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别让雨水冲淡了凯尔特的血"，可他不知道我早已厌倦了阴郁的苔藓和永恒的潮湿，着迷于能剧面具下那种克制的疯狂——就像暴风雨被困在纸灯笼里燃烧。
最初三年住在高田马场十平米的胶囊公寓，榻榻米上永远残留着前住客的纳豆气息。每周三次在居酒屋端炸鸡块，大阪出身的老板娘总说我鞠躬时膝盖弯得太刻意，"像被海藻缠住脚踝的苏格兰渔民"。某个雨夜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她突然用关西腔问我："爱尔兰人不是该在葬礼上喝威士忌跳舞吗？怎么总躲在冷藏库后面擦杯子？"冰柜的白雾里，我仿佛看见利斯卡诺尔港的悬崖在蒸汽中浮现。
转折发生在平成最后那个樱花季。NHK纪录片导演在浅草寺拍到我用盖尔语吟唱阿伦群岛的捕鲸歌，这段十五秒的片段竟让全国观众误以为是什么濒危的日本民谣。突然涌入的采访请求中，我摸索到了最吊诡的生存之道——用凯尔特的苍凉诠释大和民族的物哀，就像用三味线弹奏恩雅的情歌。当我在能乐舞台上即兴加入爱尔兰肘风琴的呜咽时，那些白发苍苍的评委突然集体起身鼓掌，他们说我让八百比丘尼的亡魂喝到了吉尼斯黑啤。
如今在神乐坂经营着小众剧场，招牌用苏法尔字母和万叶假名并写着"凪与风暴的交界"。每周四的跨界演出后，常客们会留下喝自酿的焙茶威士忌。来自香川县的太鼓手总说我的眼神"像泡过濑户内海的艾雷岛泥煤"，而札幌来的舞妓悄悄告诉我，她学会的第一句英语是叶芝的"责任始于梦中"。某个梅雨清晨，我发现檐角风铃旁长出了爱尔兰苔藓，湿润的绿意正沿着老墙的裂缝蜿蜒生长，仿佛两个岛国的魂魄终于在这方寸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