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走出便利店时，东京的雨总下得特别认真。收银员九十度鞠躬送别的声音混着自动门开合的电子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攥着那袋没能成功退货的临期饭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活在某部日剧的蒙太奇里——作为移民的第三年，这种荒诞的抽离感仍会不定期造访。
语言像把钝刀，缓慢切割着成年后重塑的神经回路。当便利店店员用敬语询问是否需要加热便当时，我总要花两秒钟把音节拆解成五十音图再重组。某次在区役所填写年金申请表，工作人员指着"配偶者"栏反复确认时，我脱口而出的"まだ独身です"（还是单身）竟带着关西腔调——那是跟着《半泽直树》学日语的副作用。语言学校老师不会告诉你，真正的生活对话里夹杂着大量缩略语和年轻人用语，就像抹茶大福里猝不及防的红豆馅。
职场更衣室成为微型战场。前辈教我把高跟鞋换成乐福鞋，因为"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会让部长神经衰弱"，但当中国同事在晨会提出不同方案时，木质移门后此起彼伏的"そうですね"（是这样呢）总让讨论像陷入凝脂的筷子。年终聚餐时课长醉醺醺拍着我肩膀说："李桑这样的‘永驻者’，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呢。"玻璃酒杯映出我的苦笑，不知该为融入庆幸还是悲哀。
町内会的垃圾分类传单每月准时造访邮箱，精确到酸奶瓶必须冲洗至无残留状态。邻居佐藤太太送来手作渍物时，话题永远终止于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樱花季团建坐在居酒屋角落，听着同事们讨论甲子园和晨间剧，忽然想起北京胡同里糖炒栗子的香气——那种想念不尖锐，却像梅雨季榻榻米下的霉斑，在某个开错空调模式的深夜悄然蔓延。
区立图书馆的归化考试辅导书里，"日本人的心"章节用三页纸概括了集团意识和耻感文化。但当保健所通知我患有"在日外国人常见适应障碍"时，诊疗室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落向明治时代的红砖建筑。心理医生递来纸巾说哭出来也没关系，我却盯着他白大褂上的工牌发怔——那个拗口的罗马音名字，此刻竟比汉字更让我感到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