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上海尚未完全苏醒，弄堂深处飘来生煎包的焦香，我拖着两只28寸行李箱轧过湿润的梧桐落叶。海关人员接过我的登机牌时，瞥见资料页上「定居签证」的字样，指尖在键盘停顿半秒，"去德国啊？那边冬天下午四点就天黑了。"这句随口的提醒在十二小时后具象成法兰克福机场外铅灰色的天空，羽绒服接缝处渗进零下三度的风，像把浸了冰水的梳子细细刮过后颈。
柏林超市的货架成为我第一道文化屏障。攥着写满德语购物清单的掌心沁出薄汗，酸黄瓜玻璃罐上的"Gewürzgurken"在视网膜上跳动成无意义的符号。背后传来推车轻撞的响动，银发老太用带东德口音的英语问是否需要帮助，布满皱纹的手指划过商品条形码："看这里，小太阳标志代表有机食品。"她的蓝围裙沾染着咖啡渣与肉桂粉的气息，让我想起上海菜场总要多塞一把香葱的卖菜阿婆。
市政厅的橡木长桌将我的上海户口本压出折痕，公务员逐项核对材料时，窗外的有轨电车正叮叮当当碾过1902年的轨道。等待居留卡的日子里，我学会用面包屑喂食窗台上的寒鸦，它们跳跃的姿态与人民广场的鸽子并无二致。某个雪夜翻到手机相册推送的"去年今日"，外滩璀璨的霓虹倒映在斯普雷河幽暗的水面，波光将陆家嘴的摩天楼群扭曲成柏林电视塔的轮廓。
社区语言班的日本主妇将"der,die,das"编成童谣，意大利程序员把阴性名词统统替换成披萨配料。当我能用结结巴巴的德语向水电工解释地暖故障时，才发现钥匙串上挂着的早已不是石库门老屋的铜匙，而是贴着荧光标签的公寓门禁卡。圣诞集市捧着的热红酒蒸腾起白雾，恍惚看见城隍庙九曲桥的糖画艺人，龙须糖的银丝飘落在科隆教堂的玫瑰花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