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阴沉的清晨，码头上漂浮着煤烟和咸腥味的气息。当"莱茵河号"邮轮的汽笛第三次鸣响时，母亲突然用力捏紧了我的手腕，她戴了二十年的银镯子硌得我生疼。父亲的大衣口袋里藏着三本不同国籍的护照，呢绒面料被汗水浸出深色痕迹。海关官员的铜纽扣在雾霭中闪着冷光，他们用靴跟敲打木地板的节奏，与法兰克福老宅楼梯的吱呀声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
行李箱的皮扣带在横渡大西洋时发了霉，却还固执地散发着巴伐利亚森林的气息。妹妹总说这是松脂的味道，可当我们在哈瓦那港打开箱子，那些精心包裹的水晶镇纸早已碎成尖锐的棱角。母亲蹲在甲板上捡拾碎片时，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在炽热的空气里碰撞，港口的工人们正用铁钩把我们的雕花立柜拖向未知的货仓。父亲数硬币的声音突然停顿——他西装内袋的家族谱系图被热带的潮气洇开了墨迹，曾祖父名字后面的拉比头衔化作一团蓝黑色的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