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落地玻璃前，我盯着传送带上转动的行李箱标签，德语的"Einwanderer"（移民者）一词突然在耳畔变得具象。这只贴着慕尼黑地址的28寸箱子曾装满淘宝采购的转换插头、德汉词典和家乡的笋干，此刻却在异国的晨光里显出一种笨拙的天真。海关人员核验居留许可时，指纹采集器冰冷的触感让我想起柏林墙遗址上那些斑驳的划痕——两种截然不同的边界，都以某种方式重塑着生命的轨迹。
最初的三个月像被装进了棱镜。语言班的日本同学用动词变位编织俳句，土耳其裔的护士在护理学术语间隙穿插着如何辨别超市里真正的全麦面包，叙利亚糕点师揉面时哼唱的民谣与拜罗伊特街角的教堂钟声奇妙共振。移民局窗口后那位灰发女士第三次要求补交公证件时，我忽然读懂了她眼底闪烁的狡黠——她故意拖长的审批流程，不过是想让这个中国姑娘多来练习几次结结巴巴的德语对话。
寒冬降临前的某个黄昏，当我在施普雷河畔成功帮迷路的柏林老太太拼出"SchlossCharlottenburg"，老太太塞给我的那颗酒心巧克力在舌尖化开时，才惊觉自己早已在文化杂糅的裂缝里悄然扎根。移民不是行李箱上的标签，而是一株植物缓慢适应新土壤时，那些看不见的根系在黑暗中的蜿蜒与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