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机遇下，新加坡成为了全球新的淘金地，政策红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与投资人。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新加坡正在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上涨的房租、难以企及的私人公寓、竞争激烈的永居申请，消灭了许多年轻人在当地扎根的希望。
慢慢地，新加坡已经不再适合中产，以及梦想成为中产的年轻人了。
涨声一片
“现在新加坡移民很火”，一位新加坡移民中介说完这句话后，就匆匆消失在微信的另一头，饶是再多询问，也不再回应半句。
忙碌的生意人。
“他们不会理你的”，在新加坡工作一年的南归说到：“最近来新加坡的都是做区块链和家族办公室那群人，富裕程度你我想象不了。”
疫情期间，新加坡表现出政府管理高效、医疗资源丰富等优势，加上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使得一批创投人选择去东南亚寻觅机遇。
不止如此，近一年来，全世界的富豪都在往新加坡跑。凭借低税政策，新加坡向来是全球著名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仅次于“避税天堂”瑞士。
不过自俄乌战争打响后，瑞士宣布冻结俄罗斯相关人士与机构在瑞士的资产，欧洲紧张的政治地缘关系引发了富豪的不安——他们要为手中的资产重新选择一个可安放的口袋。
避税天堂瑞士风光不再
新加坡，成了那艘漂浮在南洋上最安全的小舟。
可以说，新加坡在这一轮国际变化中成功“躺赢”。
不过，资本与人才的不断涌入，让这里的生活成本陡然上升，普通人的生活变难了。
一位在新加坡定居多年的华人告诉盐财经记者，从今年开始，她明显感受到生活用品、食物上的开支变大了，但涨得最多的还是房子。
根据新加坡房地产网站99.co和SRX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新加坡私人公寓与组屋的租金已分别连续上涨21个月、27个月，涨幅达到了31%和24.7%。
“现在想找个舒服点的单间，没有1200新币（约6156人民币）租不下来。”正在新加坡找工作的Charley对盐财经表示。
新加坡不断上涨的私人公寓房租
与房租一共上涨的是房价。
南归原本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房东把房子卖了，目前已经提前结束租约，南归记得，去年这套房子的挂牌价还是200万新币（约1026万人民币），今年卖到了270万新币（约1385万人民币），一年之内涨了35%。
楼市，是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房价涨得再凶，也阻挡不了富豪们不顾高昂的印花税，用真金白银表示对新加坡的看好。
今年1月至8月期间，新加坡向外国买家售出14000套私人公寓，其中中国买家数量最多。
今年5月，一名福建买家一口气在新加坡市中心买了20套豪宅，总价值约4.23亿人民币。
一位福建买家在新加坡中部康宁河湾（Canninghill Piers），一口气买下20套公寓
看到房价房租齐齐飞涨，南归最近直接选择了回国居家办公。
不同于冲着优惠的税收政策、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来新加坡开拓事业疆土的创业者，像南归这样的互联网技术人员去到新加坡，大多是想要更高品质的生活：既有高收入，又能摆脱996。
但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像理想中那样完美。
习惯了手机支付、高效外卖与物流的中国人，一走出国门，就处处感到不便。而新加坡的高物价，也使得提高生活品质的梦想又远了一步。
“这里的物价和北京差不多，除了单位不一样。”南归说。
在新加坡，“吃顿好的”有时也显得奢侈，点一顿外卖要20新币（折合人民币约100元），去外面的餐厅吃饭，还要格外收取17%的服务费。
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贵的国家，这座精致的花园城市，让来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人也不由汗颜。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十年的英国记者在书中写道：“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 新元（约359人民币）；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 新元（约102人民币）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 新元（约205人民币）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
南归与Charley都提到，为了省钱，他们会去食阁解决吃饭问题。
新加坡的食阁类似于社区食堂，通常建立在政府承建的组屋附近，价格实惠，如果单纯为了饱腹，5新币（约26人民币）就足够。
新加坡食阁里的食物价格实惠
烧鸭饭、海南鸡饭……食阁里的食物虽然大同小异，但对中国胃算得上友好，“已经不错了”，南归说：“我听从欧美过来的同学都吃得十分开心。”
与工作绑定的签证
身居异国他乡，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又多了几重。
Charley在新加坡读书时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求职时转向了算法方向。不久前，他拿到了互联网大厂Shopee的offer，然而，还没等到入职，裁员风波就来了。
他原本获得的EP也随之撤销。
EP（Employment Pass）是新加坡政府给外国专业人员提供的最高级别工作签证，要求持签证者每月薪资不得低于5000新币（约25650人民币）。EP与工作直接挂钩，签证上会标注雇主的名字，一旦失去这份工作，EP就会被撤回。
EP是新加坡人力部给外国专业人员发放的准证，针对申请赴新加坡从事高层次管理或技术工作的人士，即国内的“金领”
Charley现在手上拿的临时签证只能让他在新加坡待到11月30日，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必须找到承诺提供签证的工作，否则就只能离开。
新加坡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但是外国人想找到一份高薪且承诺提供EP的工作并不容易。Offer被毁约后，Charley找工作的过程也几经周折，好不容易遇到不错的工作岗位，对方公司却表示无法提供EP。
而从明年9月起，新加坡将进一步严格对EP候选人的审核，除了满足5000新币的工资门槛之外，新加坡政府还将按照候选人的薪资、学历、企业员工国籍多元化、本地员工数量四个维度进行打分，40分以上的候选人才有资格申请。
例如，如果申请人的月薪超过了90%的同行、同龄人，就能拿到20分，65%-90%之间的计10分，少于65%的则计0分。
总的来说，工资越高、毕业院校越优秀、企业员工国籍越多元，本地员工占比越大的雇员与雇主更有可能成功申请EP。这意味着，像Shopee这样以华人员工为主的公司，未来录用中国人的难度会增大。
Shopee曾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电商平台
那些带着高学历与技术来到新加坡的外国人，必须成为“人中龙凤”，才能留在当地工作。
相比之下，新加坡本地的年轻人就要轻松许多，Charley说，他曾经在面试时认识了一位新加坡人，过几天再联系他时，发现他已经迅速入职一家银行，薪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胜在工作稳定且前景光明。
想在新加坡获得较好的发展，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成为永久居民（PR）才是大多数赴坡打工人的真正追求。
按照政策，只要手持EP签证并工作满6个月，就可以向新加坡移民局申请PR。南归在满足条件后，便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迅速被拒绝了。
在新加坡申请PR门槛不高，但整个审核过程就如黑箱，外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够到那个标准。
疫情期间，新加坡的人口一度大量流失，不过在宣布常态化后，又很快出现回流，根据新加坡官方发布的《2022年人口简报》，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人口同比增长3.4%，其中永久居民人口增长6.3%。
“大家都来了，这里不缺人。”南归说。
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行人
没有拿到PR，意味着在新加坡的生活处处都是枷锁，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房子。工签持有者不能申请价格低廉的组屋，只能购买昂贵的私人公寓，还需支付一笔税率高达34%的印花税，而以永久居民身份买房，印花税只需9%。
在这轮房地产涨潮中“入股”新加坡的外国富豪可能不在乎印花税，他们看中的是新加坡的未来。
但对普通人来说，每一笔因身份而额外承担的费用，都使得异乡生活多了几分苦涩。
Charley也想成为永久居民，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说他已计划好未来会一直生活在新加坡，他说：“拿到PR之后会有一条更广阔的出路，让我有更多希望。”
就像开矿一般，他们想为自己的人生凿出一块过去不曾存在的空间，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福利，更大的选择权。
劈成两半的天花板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里鲜有绝对的贫困，但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依然存在。
“坐拥全球最多爱马仕手袋”的新加坡名媛蔡欣颖与她的女儿蔡佳芸
适合新加坡的人会很喜欢这里。今年刚去新加坡的一位投资机构合伙人发现，在新加坡的朋友比上海的还多，那里的一切都像国内一样舒适，他甚至还惊喜地吃到了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潮汕菜。
“新加坡政府为人民办事，尊重女性，法律规定不能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强调工作生活平衡，除了国家太小，其他都非常好。”Sandy对盐财经说。她已在新加坡定居10年，通过打拼，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而像南归这样近几年才去新加坡的年轻人，在新加坡淘金热的反衬下，想要在当地扎根的生存压力又升了一大截。
“新加坡很无聊”，他说。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约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时间就能步行穿越。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南归加了一个徒步群，不过半年之后，这个群就安静了下去，“大家已经把所有能玩的都玩过了”。
南归是典型的互联网技术精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从他的朋友圈能够看到，他在周末辗转于人才济济的校友聚会，在周围高楼耸立的金沙湾开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国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猫和巴厘岛日落时红色的天空。无论怎样，都不能说他在新加坡过得不好。
在新加坡金沙湾开帆船（照片为采访对象提供）
但他有自己的烦恼。
南归在办公室里常与同事们聊起，他们很难在谷歌、Meta这样的国际大公司谋得一阶半职。
随着外来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强企业将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了新加坡，但它们仍偏向于聘用本地人。
许多国际大公司选择将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
尽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归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目前为止，他还没找到一条向上的路。
有很多东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遥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拥有私家车，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极其昂贵，即便是最便宜的车型，每月的开销也在2000新币（约10260人民币）以上，并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权。
私家车的拥有权，超过了物理上的含义，成为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整日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坐在汽车里的人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他们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边。
Charley说，新加坡有一个名词叫“外劳”，形容那些做着低技术工种的外籍劳工，他们从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或家政人员。外劳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还有中国。
大多数外劳居住在简陋的劳工宿舍，2020年，被隔离在宿舍里的外劳成为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劳工宿舍条件简陋
在Charley所在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几乎看不见“外劳”。不过一次请人装修时，他遇到过一位，对方告诉他，平常吃一顿饭，3新币（约15人民币）就够了。他还遇到过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理发小妹，每个月能挣3000新币（约15390人民币）。
新加坡是亚洲国家里罕见的文化熔炉，人们的肤色、口音多种多样，也隐隐标志着各自的身份。Charley说，一次他坐在出租上与司机攀谈，司机对他说，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国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轻人一般不习惯和司机说话，二是他的英文说得很好。
沉默、内向，英文普遍说得不流畅，是华人在当地人心中的集体印象。
“大家来这里都是赚钱的”，南归说。除此之外，别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过，如果以后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欧美找找机会。
新加坡要起飞了，但他乘不上那阵风。
